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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想活着!《我不是药神》背后故事让人唏嘘

时间:2018-07-08来源: 作者:admin点击:
“吃不起药,就只能等死。”这是电影《我不是药神》中的台词。却并不是一句夸大的戏言,在真实的中国,一场大病足以拖垮一个普通家庭。电影讲述了徐峥饰演的药店店主程勇,被生活所迫,为救父亲走上去印度走私贩药,之后从挣钱到良心发现,又实现自我的心灵救赎,影片反映的,正是老百姓异常关心的天价“救命药”问题。该影

“吃不起药,就只能等死。”

这是电影《我不是药神》中的台词。却并不是一句夸大的戏言,在真实的中国,一场大病足以拖垮一个普通家庭。

电影讲述了徐峥饰演的药店店主程勇,被生活所迫,为救父亲走上去印度走私贩药,之后从挣钱到良心发现,又实现自我的心灵救赎,影片反映的,正是老百姓异常关心的天价“救命药”问题。

该影片的故事灵感,来源于2015年曾经轰动一时的“陆勇事件”,《我不是药神》程勇原型是被称为“药侠” 、“印度抗癌药代购第一人”的陆勇。

在电影中,有一个让人扎心的片段,一位得了白血病的老奶奶对警官说:“4万块1瓶,我病了三年,吃了三年,为了买药,房子没了,家人也拖垮了,谁家还没个病人,你能保证一辈子不生病吗?我不想死,我想活着。”

“我想活着”,比得知自己身患绝症更绝望的是,知道绝症有药治,却吃不起。

慢粒白血病患者,被称为“最幸运”的白血病,只要定时服药就能有效控制病情,危险甚至比不上高血压,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工作、生活、结婚,这也是很多人不愿放弃的根本原因。但“不幸”的是面对高昂药品价格,一天也不能停,一旦断药,病情就会恶化。

而在现实中,电影原型陆勇在2002年检查出患有慢粒白血病之后,当时医生推荐他服用瑞士诺华公司生产的名为 “格列卫” 抗癌靶向药,但该药价格昂贵又不能通过医保报销,从2002年确诊到2004年,前前后后光是医药费就花费近六十万元,几乎掏空了家底。

2004年他偶然得知了一款印度生产的“格列卫”仿制药,药效基本相同,价格最低仅为瑞士“格列卫”的1%左右,随后开启海外购药之路。

为了帮助其他国内白血病病友,他开始代购仿制药,最终救了上千名病友的性命。但廉价的印度版“格列卫”并未获得我国药监部门审批,按照法律规定,没有注册过的药物,均属于“假药”。

2014年陆勇以涉嫌“妨碍信用卡管理罪”和“销售假药罪” 被提起公诉。此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,将近千名白血病患者联名写信为他求情,最终陆勇被无罪释放。。

“天价”抗癌药的背后更多是无奈

“命,就是钱。”

这是影片中程勇去印度厂拿代理说的一句话,之所以有这种直戳人心的表述,正因为进口“抗癌药”价格过高,一直为人们所诟病。

相信很多看过电影的人都会吐槽瑞士药企才是电影中最大的“反派”,为了商业利润罔顾老百姓性命,把救命药定为“天价”。

其实,抗癌药贵,是事实,也是无奈。

救命药之所以那么贵,有其必然原因,单纯从材料成本计算注定不公平,一款新药从研发到上市往往要经过十多年时间,投入数十亿美元,高昂的研发费用注定“抗癌药”不能像普通药品一样实行“平民价格”,大部分欧美药企往往是“十年不开张,开张吃十年”。

几年前,医药圈就流传一种说法:靶向药之所以昂贵到卖几万元,是因为患者买到的已经是第二颗药,第一颗药的价格是数十亿美金。

以陆勇事件“格列卫”生产商瑞士诺华公司为例子,该公司在1997年到2011年间研发花费大概在836亿美元,在这期间只批准了21个新药,平均算起来每个新药花费为40亿美元,这其中还包含了很多研发失败的项目,这笔研发费都必然在药品上市后均摊到药品价格上,而新药研发后,销售周期往往只有几年,因为很快就会有别的类型同样效果或者效果更好的药物问世。

同样,影片中印度的仿制药为什么就那么便宜?正版药物40000一瓶,而仿制药只需要500。

上面提到抗癌药最贵的是研发费用,而印度是一个特殊的国家,因自己独特的法律保护制度省去了研发费用,强行的仿制原厂药物,所以最终定价只单纯以制造成本计算,价格自然低廉。

2015年后,国人应该感谢“陆勇”事件的爆发,成为开启中国药品改革的导火索,曾几何时,外国药品成国人出国旅游购物清单上“必需品”,中国人吃不到 “新药”、“原创药”,中国的仿制药“安全却无效”“有效副作用大”等事件屡见不鲜。

一个国家医药行业的竞争力,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新药、原创药上。在2015年之前,据业内人士表示,中国新药审核制度严重滞后,一款“新药”审核时间需要两年到五年时间,甚至更长,使“新药”变“老药”。

2015年8月,药品审批制度改革拉开大幕,《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》(简称44号文件)发布,审批时间不断缩短,截止2017年6月,短短两年的时间,国家食药总局公布目前我国药品注册申请的积压项目已由2015年高峰时近22000件降至6000件。

我国虽然有约7000家制药企业,数量全球第一,但仿制药企业占到90%以上,已有的药品批准文号总数接近20万,其中97%是仿制药。研发新药时间长,费用大,不如仿制药成本低、风险小,资金回笼快,这是我国药企的扎堆仿制药市场的根本原因。

中国药企把收入大部分砸在药品的营销渠道上,其研发支出严重挤占,导致我国在原创药方面远逊于发达国家,药物研发水平还处在最初期的阶段,药品质量也很难得到保证。据统计,中国70%以上的国产仿制药药效与原研药存在差距。原食药监总局药品认证管理中心处长李正奇撰文称,国产仿制药总体质量比原研药相差远,有的甚至是“安全的无效药”。

针对仿制“安全却无效”“有效副作用大”的问题,2015年11月,国家食药监总局公布了仿制药“一致性评价”,大幅提高仿制药门槛,公布一周之内200多个药品注册申请撤回,而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仿制药,使中国仿制药市场迎来了洗牌。

对于中国患者来说,除了能使用上有效又廉价的仿制药之外,“救命药”进入医保报销范畴,是老百姓的期盼。

2017年7月19日,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宣布,第二批36种药品经谈判成功正式纳入国家医保行列,这36种药品中一半为高价刚需的抗癌药,平均降幅达到44%,最高的达到70%,患者的医疗费用负担将大为减轻,也兼顾了医保基金的负担能力。

虽然国家医保体系覆盖所有抗癌药并不现实,依靠慈善援助也远远不够,商业保险在中国的推广还在路上,至少,改变正在发生,希望,也将越来越触手可及。(健康时报记者 赵萌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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